历经60余载波折的“社会生活百科全书”民法典将亮相

两会重头戏,历经60余载波折的“社会生活百科全书”民法典将亮相

中国新闻周刊记者/周群峰

计划经济年代:两次因政治运动搁浅

在接受《中国新闻周刊》采访时,他表示,民法典前几次起草未果的原因主要还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缺失。当时,百姓没多少财产,农村家家户户门都是开着的,因此像继承法等没多大用处,民法典的制定也缺少现实意义。

著名民法学家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梁慧星撰文表示,前两次起草民法典失败与当时的历史条件有关。从表面上看,是历次政治运动使民法典起草工作中断,但深层次、关键的原因是中国当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。该体制主要依靠行政权力、行政手段来组织和安排产品的生产、流通、交换和消费,缺乏民法赖以存在的经济社会条件。“比如,在经济活动中使用各种指令、票证等,并不需要民法来规范,更不需要民法典。所以说,当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,是前两次民法典起草没有成功的根本原因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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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宪忠称,制定民法典至少要修改相关单行法的错误、弥补漏洞、做一些补充,但当时这些工作都没有做。2002年民法典草案只是把当时生效的一些法律包括民法通则汇编在一起。里面的错误、矛盾、漏洞非常多,甚至保留了一些落后的规则。

发于2020.5.18总第947期《中国新闻周刊》

同年12月23日,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民法典(草案),该草案共计1200多个条文,10万多字。

编纂一部中国人自己的民法典,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代民法学家的夙愿。

著名民法专家、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江平称,这次集中了包括北京政法学院(中国政法大学的前身)在内的全国法律院校的部分民法教师、业务部门以及相关机关的工作人员,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所在地集会,开始起草民法典。

民法通则制定时,江平、王家福、佟柔、魏振瀛四位泰斗级的民法专家,一同组成起草专家咨询小组参与其中,他们也被誉为中国的“民法四老”。

多位民法学家认为,起草工作接连两次失败,都说明民法典的出台需要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。

江平称,彭真同志提出了民法典的起草工作,由“批发”(民法典)改为“零售”(单行法),即先行制定单行法,再制定民法典。理由是中国正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,摸着石头过河,不可能在一部完整的民法典中预先确定规则,只有待改革大体告一段落后才有把握制定完善的民法典。

从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开始民法典起草工作,到 “一波四折”后即将正式出台,中国民法典在60余年的时间中经历了什么?

改革开放后:“批发”改为“零售”

值得注意的是,当时,年过八旬的著名语言学家、《现代汉语词典》主编吕叔湘亲自对民法通则进行语言文字上的把关。

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、中国法学会副会长、民法学会会长王利明,曾担任过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、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,先后参与经济合同法、合同法、专利法、产品质量法、物权法等多部重要法律的起草、修订工作。

1979年11月,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组织民法典起草工作。

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委员孙宪忠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,这次起草主要阻力来自于一些法理问题。当时很多人不理解民法典概念,甚至有些立法机关的主要负责人把民法典说成“民典法”。

多位民法专家称,当时处在经济转型期,对“公”与“私”的争议声不断,对于涉及国计民生的很多重大问题,比如公有制企业的改制、所有权问题等,没能形成一致意见。因为分歧太大,所以做出了多个版本的草案。1982年5月1日民法典起草完成第4稿后,争议声还是挺大,起草工作只得被迫停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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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、法学研究所研究员,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委员孙宪忠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,《宪法》中规定的所有权制度得不到法律承认,而所有权在民法中是个核心问题。政治运动也使得民法典起草工作被迫停止。

1962年,中共中央开始纠正经济工作中的“左倾”错误。毛泽东指出:“不仅刑法要,民法也需要,现在是无法无天。没有法律不行,刑法、民法一定要搞。”

“当时,改革开放不久,中国处在由计划向市场的转型期,全球社会主义国家里,也没有先例。再就是受到传统‘左’的思想影响太深,每走一步都很艰难。当时提商品经济都需要很大勇气。”孟强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。

江平称,“当时大家一致认为民法典的起草,应继续采取分步单行立法,然后汇总为民法典的做法。具体步骤是1999年完成合同法;从1998年开始到2003年的四五年间,争取通过物权法;到2010年完成民法典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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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上世纪50年代首次起草至今,历经60余年,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即将正式出台。民法典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,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、市场主体(包括自然人、法人和非法人组织)生活的基本行为准则,也是法官裁判民商事案件的基本依据。在国家法律体系中,其地位仅次于《宪法》。

上世纪60年代后,中国逐渐认识到忽视自然规律和法律所带来的负面效果,开始对政策进行调整,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“调整、巩固、充实、提高”的方针。在此背景下,民事立法工作有了新进展。

但该草案内容上体现了一定的时代局限性,其以1922年苏俄民法典为蓝本,把亲属法排斥于民法之外,婚姻家庭也被认为不属于民法范畴,没有规定物权而只规定了所有权。

根据规定,民法典施行后,现行的婚姻法、继承法、民法通则、收养法、担保法、合同法、物权法、侵权责任法及民法总则都将同时废止。

但是,该草案在法学界颇受争议。多位民法专家认为,该草案不过是把《民法通则》《公司法》等既有的几部法拼凑一下,不具有实际意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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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部民法典的起草过程仍不顺利。当时适值“四清运动”,不久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,导致起草工作再次搁浅。

同年,中国的民事立法工作也开始展开。

2002年初,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提出,要在九届全国人大任期内通过民法典。这也标志着第四次民法典起草工作开始。

多位受访的资深民法专家、参与立法的人士表示,从新中国成立到中共十八大前,中国立法机关曾四次推动民法典的制定,但皆因历史原因未果。

1998年1月,时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王汉斌邀请江平、王家福、王保树、梁慧星、王利明等九名民法专家组成“九人民法典研究小组”,一起座谈民法典起草事宜,一致认为当时的改革方向已经明确了,多个单行法也大体上都有了,起草民法典的条件已经成熟。

1978年12月,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,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,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开始活跃,为民事立法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。在此背景下,再次启动民法典起草工作的呼声不断出现。

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、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民法典研究中心主任孟强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,起草民法典,最早要追溯到1954年下半年。当时,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专班,开始起草民法典,1956年12月,完成民法典(草案)。

根据这一指示,全国人大再次组成专班起草民法典。1964年7月,民法典草案(试拟稿)完成,仅包括总则、财产的所有、财产的流转三编,共24章262条。

江平曾撰文称,这个草案,有几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:首先是几乎把所有的法律名词都搞没了。法则里面用的是单位和个人,法人和自然人没有了;物权、债权、法律行为、合同都没有了。买卖合同叫作买卖关系,基本建设合同叫作基本建设关系,运输合同叫作运输关系,当时创造了很多这样的“关系”。其次是结构体例上,把婚姻家庭关系和继承关系拿掉了,不再作为民法的部分。

同年12月28日,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闭幕。会议决定将已经审议的民法典草案提请2020年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。这也成为今年全国两会的重头戏之一。审议通过后,中国将进入民法典时代。

孙宪忠称,这一草案充斥着阶级斗争之类的语言,过分强调人民必须爱国家、集体。要知道,民法典应是权利立法,这种立法观点,就变成义务立法了。

江平称,这次起草工作,采用的是大兵团作战方式,当时在彭真同志(编者注: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)和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的领导下,第一批就调集了36位法学专家、学者和实务部门的工作人员,组成了起草小组。

在此思路下,《技术合同法》《涉外经济合同法》等民事单行法陆续颁布实施。与此同时,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》 也开始启动制定工作。1986年4月12日,这部被称为“准法典”的民法通则由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修订通过,1987年1月1日起施行,共9章,156条。民法通则是中国对民事活动中一些共同性问题所作的法律规定,是民法体系中的一般法。

2019年12月16日,全文共计1260条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(草案)》对外公布。这是2014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“加强市场法律制度建设,编纂民法典”的目标以来,立法机关首次以连续条文编号的形式,公布民法典(草案)。

届时,这部民法典将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,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民事立法集大成的一部法典。因此,它也被誉为“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”,是民事权利的宣言书和保障书。如果说宪法重在限制公权力,那么民法典就重在保护私权利,在几乎所有的民事活动中,大到合同签订、公司设立、人身伤亡、夫妻离婚,小到缴纳物业费、出门坐车、邻里纠纷等,都能在民法典中找到依据。

“这部草案的立法体例借鉴了苏联的民事立法经验,分为总则、所有权编、债编、继承编,共四编525条。但赶上了1957年反右斗争和1958年大跃进,致使民法的起草工作被迫中断。就没法再朝前推了,立法活动被迫终止。”孟强说。

孙宪忠认为,民法通则是民法的基本法,有积极意义。他称,1986年的民法通则,几乎把民事活动的基本规范都包括了。体现的最大特点是,思想进步和改革开放精神,促进了经济体制改革。比如,改革开放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搞活企业。而民法通则中也按照市场经济要求进行了改进,其中规定的法人制度、法人自主权、知识产权等都有利于促进企业的健康发展。

“以知识产权为例,当时很多人思想还停留在改革开放之前。他们当时对知识产权的概念不了解,甚至有人称,自己的生命都是党的,怎么能主张自己的权利呢?后来,这个概念对人的思想转换影响深远。”孙宪忠说。

1954年9月20日,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宪法》。这是新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,其中多个条文涉及对民事权利的保护。比如:在第一章“总纲”中,规定了所有制形式、对不同所有制主体生产资料保护、对继承权、劳动权的保护等;在第三章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”中,具体规定了对公民个人的平等权、人身权、劳动权、休息权、婚姻自主权、文选艺术创作权、科学技术创造权等等私权利的保护。